高成本时代的企业战略管理

　　国内经济正在告别低成本模式，进入高成本时代。

　　在过去的20年中，劳动力价格低廉形成的低成本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竞争力源泉。在低成本时代，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量大、质弱、价廉，但却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的低价工业化模式。低价工业化模式具有“五低”和“四高”的特征：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同时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

　　长期的低价工业化模式使国内企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却很少有知名的国际品牌。同时，经济增长也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有研究表明：过去的20年中，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20%。如今，“电荒”、“油荒”、“民工荒”接踵而至，要素供给不足，土地、劳动力、能源配置等均出现瓶颈。低价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开始受到高成本的挑战。

　　在高成本时代，企业最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职工平均工资从2000年以后始终保持2位数的增长速度，2006年全国平均职工工资为21001元，是2000年9371元的两倍多。而调查结果显示，94.1%的企业经营者都认为，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即使这样，工资过低仍然使农民工供求出现局部失衡。根据调查，在2006年一年内，广东省六成企业严重缺工。 制造业密集的珠三角地区工人缺口数超过了100万。

　　其次，国际市场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也使企业的成本骤然增加。随着我国在能源及原材料上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涨价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上升。

　　此外，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出口政策调整以及新《劳动合同法》让更多企业更加规范地对待员工，这些都将增加相关企业的成本。可以说，高成本时代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这是国内企业发展面临的新的约束，它既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挑战，也是改变低价工业化模式的契机。

　　当前是企业发展的高风险期，应对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必定会像春蚕在吐丝成茧之前要蜕皮一样，经历一个阵痛期。

　　“民工荒”带来民工工资的上涨是市场对低成本模式的一种自发矫正，一方面可以改善该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另一方面可以造成对旧发展模式的压力，促使企业尽早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转向高增值的发展轨道。日本就曾因制造业人力成本上升带来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的内需在“涨价期”内被迅速放大。因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到一定阶段，往往意味着一次新的消费升级。

　　从理论上讲，企业消化高成本的策略主要是：企业信息化、产业集群化、发展集约化、产业归核化、管理现代化、布局合理化等。

　　美国生产与库存控制学会统计资料显示，先进的企业信息化系统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人员效率、研发效率，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

　　产业集群化的优势也非常明显。例如在湖北省首座钢结构高层建筑——民生银行大厦的竞标中，当地的湖北钢铁企业败北，杭州萧山的企业中标，因为湖北企业的报价普遍高于杭萧钢构，设计方案、施工经验又远不如该公司。据悉，像武昌造船厂这样的企业完成这笔合同在技术上不成问题，但吨钢报价必须高于8000元，否则就要亏损，而杭萧钢构的报价仅为5000元。在这个案例中，杭萧钢构的胜利正是萧山产业群的胜利。萧山地区钢结构的总产量占全国市场的30％。萧山地区共有50多家钢结构企业，全部为民营企业，其中5家拥有一级资质，年产值都超过10亿元。产业的集群化效应将很容易化解企业高成本带来的约束。

　　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迫切需要现代化的管理。现代化的管理在于通过科学化、合理化、高效化的决策实现企业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在合理布局方面，当前问题很多，全国企业布局并不均衡。农民工流向相对集中，其中在广东务工的农民工超过总量的1/4的状况就反映了这种问题。尽管总体上劳动力供大于求，但是在部分地区却存在着局部失衡。一旦农民工流向发生变化，诸如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就会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的缺口。企业可以考虑中西部地区的区位选择，以实现产业、资本的梯度转移。

　　面对高成本的挑战，政府和企业应该共同努力。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政府尽可能降低税负，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在高成本时代继续保持竞争优势。

　　（作者为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经济学教授，文章根据作者在“中国CFO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