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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宏伟规划,拯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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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的巨额收入根植于最近十年公司实施的战略转型。前CEO Lou Gerstner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将公司的重点从硬件转移到服务和软件,从而拯救公司免于倒闭而闻名。但是彭明盛的成绩更加骄人。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他将ThinkPad业务卖给了联想,剥离了磁盘驱动业务,收购了近100家公司,包括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和Cognos公司,大刀阔斧地带领IBM转型为全球性咨询和数据分析公司。

作者:Jeffrey M. O'Brien 来源:ZDNET CIO频道 2009年5月21日

关键字: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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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页阅读全文(共5页)

        智慧的交通

        斯德哥尔摩,冬日的一个下午,黑暗早早降临,晚高峰也很早到来。此时将近下午4点钟,Gunnar Johansson站在路边,双手插在长外套口袋里。汽车在身边呼啸而过,他安静地抬起头,凝视着一排高架摄像头。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温暖的笑意。Johansson是一位专业交通经济学家。但是对于斯德哥尔摩市民而言,他是让这个城市的交通问题消失不见的魔术师。

        对于普通的纽约人或洛杉矶人而言,2003年左右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瑞典的首都城市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瑞典人对自己的高品质生活颇感自豪,因此当地政府官员提出了一项关于交通拥堵定价的计划,向市民征集意见。这项计划规定对一天之内不同时点超出城市交通限制的车辆收取费用。该计划旨在将高峰时段市中心的车辆数量减少10%至15%。“很多情况下,引入道路收费系统的目标是从中赚钱,” Johansson说。这位身高6英尺6英寸的瑞典人最近正穿梭于世界各地(乘车),宣讲交通拥堵定价系统的成功故事,而它正是“智慧星球”计划中最成熟的一个案例。“但是在这里,这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让交通系统运行地更加有效。”

        Johansson在普华永道被收购之后加入了IBM,当时正值斯德哥尔摩交通拥堵定价项目开始招标。IBM投标胜出之后,他率领IBM团队,与18个分包商合作实施项目。为了平息公众和媒体的敌对情绪,政府同意在2006年初进行为期6个月的测试,之后再举行市民投票,决定该项目的去留。面临压力,政府官员要求这个系统必须精确识别超过99%的所有车辆。

        Johansson的团队不可能要求司机去安装FasTrack式异频雷达收发机,所以他们试着使用安装了光符识别(OCR)软件的高架摄像头。这并不是什么新技术,但是,每天以近乎完美的精确度识别时速为60 mph的近50万辆汽车,与在平板扫描仪上扫描一封信相比,绝对是一大飞跃。IBM使用一个合作伙伴的软件测试了摄像头,但是效果不好。“我们当时只能实现60%的精确度,” Johansson说,“我们以为永远都不可能成功了。”

        Johansson团队的技术主管给以色列海法的IBM研发部门打了个电话,当时这个部门正在开发新的OCR软件。团队之后又设计了一个把这个软件和两个商业产品结合使用的系统。他们在每个车道的上方放置了两个摄像头,朝向相反,分别捕捉车身前部和后部的车牌号。每个摄像头的视野还延伸至邻近车道,以便从各个有利的角度拍摄每辆汽车。几个月之内,IBM就达到了99%的精确度。IBM的几位工作人员后来又把没有拍摄到的车辆数量进一步降低,每天近50万辆汽车中只有四到五辆错过拍摄。拍摄的信息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数据中心进行处理,收费单据每个月向司机邮寄。刚开始的时候,IBM还专门聘请了一家呼叫中心处理投诉,但是投诉电话却从来没有响过。“税务局甚至还雇用了40名律师,处理可能发生的上诉案件,” Johansson说,“但是他们总共才接到了六项上诉。”

        当然,最终的目的不是向车辆收费,而是减少交通压力,这个系统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交通总流量在系统一开始实施之际就锐减35%,随后又减少了22%,这不仅是在高峰时段,也不仅局限于市中心。尾气排放减少了14%,街道对行人而言更加安全,公共汽车完成线路所需的时间大幅缩短,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斯德哥尔摩不得不重新安排公共汽车时刻表。

        “对于那些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人而言,这个城市已经发生了改变。政府聘请了很多研究人员,对这个项目的影响进行研究,”他说,“这是必要的。”

        市民投票通过了这项系统,一直支持该项目的城市环境主任Gunnar Söderholm感到无比欣喜。通过约4亿美元的总投资,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支持公共交通,斯德哥尔摩改善了市民的生活品质。“一些人觉得成本太高,但是这是为数不多的迅速产生回报的基础设施投资案例之一,” Söderholm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在地如是说。“我们在这里从一张空桌子开始,设计了这个计划,制定了采购流程,开展了试点项目,举行了市民投票,只花了四年就完成了这些工作。而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一直在讨论要新建一条道路,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定论。”

        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公共交通的乘客人数每日剧增近4万人,这只占交通减少量的三分之一。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进城次数的减少意味着内城商业活动的减少,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对全部数据分析之后,Johansson相信,他已经证明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在忖度的想法的正确性,那就是减少交通流量并不能靠建造更多的道路实现,而是要提供更好的信息和选择。

        伦敦的拥堵收费系统在一天的任何时间向进城的车辆收取约12美元的费用。与之不同的是,斯德哥尔摩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收费体系,起点为 1美元左右,在高峰时段最高收费约为3美元。这个收费系统帮助司机实时掌握哪里的交通路况最糟糕。这样的话,那些在高峰时段艰苦跋涉的司机就知道他们可能是在花更多的钱去买罪受。最终的结果是,大家似乎开始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了。比如说,在放学接孩子回家的路上顺便去趟杂货店购物。简言之,瑞典人开始更加智慧地开车了。

        这就意味着斯德哥尔摩的经验可以被其他城市所借鉴,当然像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除外,因为它们正在酝酿自己的拥堵定价机制。Johansson幻想有一天能够通过GPS跟踪每一辆汽车。这样的系统不仅能够发出实时警告和提示从而减少交通流量,而且还有助于改变道路更新项目的融资方式。与一刀切的燃油税制度不同,这种系统可以根据行车里程收取费用。但是很快,Johansson就要去伦敦工作一段时间。伦敦对于英国咨询公司Capita Group为其制定的拥堵定价体制的运行感到不满。11月份,IBM将接管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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