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信息化的天敌与改革意识

　　当前，以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内生的工业化动力与外部的信息化挑战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开始出现从“向外看”到“向内看”转变的迹象。一方面，外部压力感觉(只是感觉)骤减，西方国家挑战的意味似乎减弱了，中国自信开始提升;另一方面，转向内需，使工业化的内在动力得到大释放，4万亿一举全部喂给工业化，应战重点也变了。挑战与应战此消彼长，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变成三化融合(加上了城镇化)，信息化从五五开，变成了三分之一对三分之二。这就是我感觉到的大的形势，如果不对，请大家批评。

　　从信息化本身来看，一个明显规律就是：凡是存在高水平国际竞争压力，并直接感受到外部“交火”、“过招”压力的地方，信息化不仅没弱化，而且进一步加强，例如军队和中央企业。军队不是简单提军队信息化，而是提信息化军队。国庆阅兵，部队方阵言必称信息化，与地方方阵只字不提信息化，形成鲜明反差。中央企业也不是简单提企业信息化，而是提信息化企业，力争国际一流。这标志在军队和中央企业，信息化不再是“用”，而成了“体”本身，践行了“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举措”的主张，从而光荣地进入了第二次现代化状态，在中国现代化中发挥着引领作用。而凡是不存在高水平国际竞争压力，并且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的地方，信息化就会被越来越多的“化”冲淡，那些“化”说来说去，都是工业化。政府信息化、产业信息化、文化信息化等领域把信息化作为融入现代化各个局部的战术举措，至少在目前，开始进入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熟悉套路，从大势上退回了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的大范畴中。中国社会不仅形成了农业、工业和信息三元结构，信息化本身也出现了为体(为战略)与为用(为工具)的高下之分。中国现代化出现了复杂的态势。

　　以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中国社会的大陆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官本位与官家经济因没有天敌而容易疯长，是大陆型国家生态系统的特点。法国、德国、俄国这些典型大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出现了强大的钱权结合利益集团。澳大利亚本来没有兔子。1863年一场大火，放跑了墨尔本动物园从英国引进的24只兔子。由于没有天敌，兔子在草原上疯长成40亿只，造成生态灾难。钱权结合，就象这24只兔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曾对官本位与官家经济形成了一定的生态抑制作用。而国际金融危机却象1863年墨尔本动物园那场大火，把官本位和官家经济这“24只兔子”放了出来，大有逆转大陆文明生态之势。在4万亿救市资金如同鸡血一样的刺激下，官本位与官家经济再次象草原上失去天敌的兔子一样疯长。这对信息化构成了致命冲击。因为信息化最大的内在动力，来自于由交易费用节省造成的利益增量，一国交易费用占GDP的50%(诺斯测算)，是最好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财源，比毛泽东、邓小平当年用来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的条件还好。但官本位与官家经济正是靠加大全社会的交易费用为生的，现在激活了他们，无疑从根本上抑制了信息化这个天敌。中国迅速向大陆型国家进行文明定型，遂形成不可阻挡之势。

　　反思历史，信息化的最大失误在于，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改革意识。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改革一国50%财富的利益大分配过程，既没有改革的目标，也没有改革的纲领。信息化方针多次调整，但从来没加入过“改革”二字。在中国，没有脱离改革的发展，能够单独成功。农业大发展，要靠农村改革力排利益阻力;工业大发展，要靠城市改革力排阻力;信息化大发展，没有信息化改革保驾护航，一旦从技术触及利益，深化到触及官本位和官家经济利益，撞到一国一半财富再分配这面硬墙上，立时土崩瓦解。忘记生产力需要生产关系来解放这个祖训，靠生产力孤军深入终被歼灭，是信息化被边缘化的根本历史教训。

　　然而，外部压力“感觉”骤减，并不等于外部挑战真的减弱了。只要肯睁开眼睛看世界，就会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减少对中国的挑战，反而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智慧地球是比信息高速公路对中华民族生存更大的挑战。因为“公路”还只不过是基础设施，“地球”可是全方位的(我们现在把它理解为物联网、传感网，完全是曲解)。一旦落后，在地球想跑都没地方跑，只好扔了球籍，完球了事。别的不说，光各国政府的智慧化、巧实力化(与智慧地球共享SMART这一内核)，就够中国再喝一壶的。因为它会在世界生存丛林中拉开“会做事的政府”与“不会做事的政府”的现代化档次。到时GDP世界第一是救不了命的。正如现代化差了一级，清政府1820年时的GDP世界第一并没有救中国一样。

　　如果政府变得更智慧的速度，滞后于地球变得更智慧的速度，政府就会被地球淘汰。看到危机的国家，例如韩国，已经提出信息化新远景和目标，提出“会做事的知识型政府”。会做事，是相对于集中向分散转变的挑战说的。什么叫不会做事?只会在集中模式条件下做事，不会在分散模式条件下做事，就是新形势下的“不会做事”。政府智慧化速度赶不上地球智慧化速度的突出表现，就是总思路适应不了互联网权利日益分散化这个根本形势，只好去试图改变互联网本性，想把互联网从分散管成集中，把宝押在逆转世界潮流而侥幸成功上。清朝历史证明，这种成功是极小概率事件，基本是不可能的。

　　有人认为电子政务是公共财政投入的黑洞，在应对金融危机对策中，不少地方缩减项目中明确提出电子政务投入要减少。正如高新民先生尖锐出的那样：相当一部分领导在战术工具意义上理解电子政务，但没有在战略举措、在政府转型高度上理解电子政务。

　　新的现代化形势逼人，谁敢横刀立马?我们也高兴地看到，除了军队、中央企业和一些先进城市自上而下的战略重视外，以阿里巴巴、地方政府服务网站、互联网产业和文化力量为代表的改革尝试，正在没有领导甚至遇到层层阻力的困难情况下，以极大的创造性，自下而上摸索中国新的、信息化水平上的现代化之路。他们是智慧时代星火一样分布的“小岗村”，他们正在指向传统工业化地带的暴利、腐败和蛮笨之处，发动一轮轮勇敢的冲击。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