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巨头盈利超千亿 缴红利百亿

　　随着年度业绩的披露，电信行业的巨大利润也为投资者所知。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2011年度利润总和高达1465亿元。但早先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则显示，电信行业总共仅上缴国资委98.95亿元。

　　上缴金额要经“两道坎”

　　目前发布利润数据的三大运营商，无一例外是上市公司。上千亿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其母公司并不能获得全部利润。而执行向财政部上缴利润的正是运营商母公司。

　　这意味着，从上市公司的千亿利润，到上缴收益过程中，有两步决定了收益的多寡。

　　首先是持股结构，三大运营商2011年中报的数据显示，中国电信集团间接持有70.89%的中国电信港股公司股权，中国联通集团间接持有71.97%的中国联通港股公司股权，而中国移动集团间接持有港股公司74.2%的股权。这意味着，母公司只能享有对应股权比例部分的利润。

　　第二点，作为公众公司，三大运营商的分红率受到公司经营策略的制约。

　　以中国电信为例，其年度分红比例为34%，分红金额为55.83亿元（含税），中国移动分红比例更高，达到43%，分红金额为541亿元；联通则暂未公告分红方案。

　　照此计算，三大电信巨头的母公司仅能获得的分红金额为420亿元（含税），若电信行业上缴的收益全部来自三大运营商，则上缴收益占比达到了23%。

　　按财政部的规定，目前国企按照四种类型上缴“红利”，其中，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具有资源垄断型特征的行业企业，收取比例最高，达到15%。而目前三大电信集团的上缴利润比例与该比例吻合。

　　专家称利润应100%上缴

　　对于电信全行业上缴财政利润不足百亿的情况，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昨日表示，电信三巨头上缴国资委99亿元的利润实在太少了，应该100%上缴。

　　“电信企业利润应该直接上缴财政部。这些钱用于扶贫、慈善、企业再发展等。”阚凯力认为，电信企业的母公司不过是一个壳，资产全部在上市公司。

　　他的这一观点也与此前业界对央企母公司和国资委改革的见解有相似之处。此前不少建议认为央企母公司无存在必要，应整体上市或者国资委直接持股。

　　在利润的分配上，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士。电信知名观察家项立刚表示：99亿元的上缴数量是合理的，这也符合国有资产的收益率标准。

　　“尽管国有企业最初的启动资金来自国家，但是后来的盈利全靠企业自身的发展。那么，上市公司首先要把这些利润分红，然后再转给母公司，母公司要上缴国库，最后还要用于未来发展和建设。”项立刚说，“所以国企盈利不能100%完全上缴国家。”

　　评论：国企如何洗清“利润外流”之冤

　　国企上缴利润最高比例为15%，因此，“挣钱多，上缴少”这种情况，在央企领域是一种普遍的“正常现象”。

　　据报道，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2011年利润总和达1465亿元，而三公司当年上缴国家的利润为99亿元。这样一组数据对比，会让“不明真相”的公众，产生一定的不满：大型上市国企的巨额利润“外流”，对公众福利的贡献太少。

　　实际上，三大运营商去年的1465亿利润，是其上市公司的利润。按照规定，央企除了要纳税外，还要向财政部上缴利润，但红利的比例并非依据上市公司的利润，而是其母公司的净利润。按照国家规定，国企上缴利润最高比例为15%，因此，“挣钱多，上缴少”这种情况，在央企领域是一种普遍的“正常现象”。

　　这样一番解释，或许可以说明，所谓国企利润外流，对国企而言是“不白之冤”。但这仍然不能消除另外一种疑惑：一些大型国企利用国有资本，在国内市场运营获得巨额利润，然后在境外上市，境外投资者可以分享这些企业的成长，但国人却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是不是一种尴尬呢？

　　固然，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从境外募得资金，在获得巨额利润后，投资者（股东）分享其利润，于法于理都没有任何问题。公众的情绪，反映的其实是对大型国企利润难以分享的焦虑。现实的情况会让大家有一种感觉，这些运营“国有”资本的企业，从“国人”手中赚了钱，却与“国人”没什么关系。这也是看到大型国企赚钱后，国人并不高兴的原因。

　　其实，大型国企确实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责任，比如，在国家有大事的时候，诸如汶川地震、奥运会这样的事情，一些大型国企承担起了重要的使命。在承担这些使命的时候，大型国企可以当作“政治任务”，任劳任怨。大型国企，一方面要借助自身的优势努力赚钱（因为不赚钱各方面都会不满意），另一面要承担不期而至的重要使命。这使得它的逐利性显得很清晰，而受益人却相对模糊。

　　“使命”的压力、公众的压力、赢利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促成了大型国企的焦虑。解决这一困境，靠的是国企改革。事实上，境外上市，本身就是大型国企改革的一部分，但这种改革在获得某些方面的成功之际，同样引发了“利润外流”的质疑，这也暴露了国企改革之难。

　　若让公众满意，只需让公众“均沾”国企的利润，但这种理想化的设想，似乎很难找到实现的路径。可以说，仅仅盯住这样的“理想化设想”，当下是无解的。

　　因此，还是要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能够“便捷”地进入国企垄断行业，使得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如此，方能减少大型国企因其“特殊性”而被公众“另眼相看”。当更多的民营企业壮大，国有大型企业的各种焦虑，才有望稀释。若国有大型企业未来依然在各方面“鹤立鸡群”，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必然不可避免甚至会日益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