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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悄悄发生的管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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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去的2006年,中国的管理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一些不起眼的甚至是微小的管理事件更能揭示出中国企业的管理真相和历史进程。

作者:cWeek.com.cn 200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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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去的2006年,中国的管理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一些不起眼的甚至是微小的管理事件,不仅比那些所谓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更能揭示出中国企业的管理真相和历史进程,同时,还意味着中国管理开始摆脱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的管理旧习,走向了更加成熟理性、更具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程序管理。

一、普通人开始感受到“管理”的意义

2006年3月,一个普通的“被管理者”——上海出租司机臧勤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网络和报刊上,原因是他以其“快乐的自我管理”,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意味着一个普通的被管理者,开始感受到管理的价值和意义,意味着自我管理意识的悄悄觉醒。

确实,管理常常被误解为是少数人(管理者)的事情,而与大多数的普通人(被管理者)无关。事实上,绝对服从或挑战权威,并不是一个被管理者的天然职责,只有当一个被管理者学会使用权力、学会自我管理时,才意味着整个社会和组织机构的管理成熟。显然,上海出租司机臧勤,不仅自觉自发地运用起目标顾客、成本核算等一系列原本只属于管理者的管理技术,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典型的被管理者,他学会了使用“权力”。事实上,被管理者自我管理的另一面,就是充分使用组织机构赋予个人的各种权力。

管理从来不是仅仅面向管理者的,而是面向整个组织的。它不仅教人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同时,也在教人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被管理者。确实,未来管理的重心,正在悄悄地从管理者向被管理者转移。甚至可以这样说,绝大多数的被管理者懂得“什么是管理”,比少数的管理者懂得“什么是管理”更加重要。这个管理原则不仅仅适用于传统工业管理时代,更重要的是,在已经来临的知识时代,人人都是管理者,自我管理能力比管理者管理组织能力更重要。其实质,是在考验大多数的普通的被管理者,是否具有行使“权力”的能力。至少,中国的企业管理,不仅受制于管理者不懂管理,更是受制于被管理者不懂管理。

二、悄悄变化的企业组织的使命观

2006年4月18日,长虹公司静悄悄地终结了“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老使命,正式对外公布了“快乐创造C生活”的企业新使命。显然,中国企业终于开始懂得了一个基本道理:企业家个人的理想使命,不等于企业组织的宗旨使命。在此之前,二者却被混为一谈。

假如一家法国企业,宣称它的宗旨使命是“为法兰西的荣誉”而工作,那么,它无疑将在中国市场遭遇到一系列的可笑和尴尬。但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法国企业,确实曾经干过这种荒唐事。传统越是悠久深厚,反而越是容易成为现代化的包袱。在中国,传统商人们所宣称的民族振兴或光宗耀祖,其实是一回事,只有精神境界的高低之分,本质上都是在描述一种商人的个人理想,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企业组织”的概念。

现在,中国企业开始将个人使命与企业使命区分开来,意味着中国企业家的组织管理意识的觉醒。无独有偶,海尔、华为、联想等一大批中国的知名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悄悄删掉了民族振兴的字眼。事实上,现代企业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因而也具有了独立的组织价值观。因此,一个企业组织的宗旨使命,只能描述企业(产品)本身面向市场和顾客的商业意义,而不能是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否则,企业宗旨使命将注定沦落为宣泄民族情绪的宣传口号。

当然,这不意味着振兴民族的口号消失。至少,我个人相信,这些口号将永远是张瑞敏、柳传志等第一代企业家的工作动机和心中不变的情结。只不过,他们再也不会使用个人使命替代组织使命了,他们已经把个人使命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开始思考企业组织的使命是什么,并且使用组织使命确认企业的未来方向。这意味着一个简单的管理原理:只有当一个企业组织本身发展壮大并且基业常青,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民族振兴的理想。否则,连企业组织都衰落消亡了,只会给民族振兴抹黑甚至带来耻辱。

三、管理开始摆脱人际关系的羁绊

2006年5月15日,在央视《对话》“财富新生代”中,当主持人问三位80后的年轻人,假如一个亲戚在公司中游手好闲而应该如何处理时,其中两位的回答毫不犹豫:开除!而另一位则更坚决:我根本就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当然是一个显著的管理进步。我们知道,在中国老一辈的企业家那里,人际关系处理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甚至还由此诞生出了中国式人际关系管理理论,譬如委以虚职的冷处理、创业元老靠边站等所谓理论。事实上,柳传志先生提出的“带班子”同中国传统计划行政管理并无本质差异,它们都是典型的围绕着人际关系而不是组织管理展开的理论,并且试图改变人情关系阻碍企业发展的局面。但是,80后的新生代显然活得更轻松和洒脱,在他们那里,它甚至连一个基本管理问题都不是!

确实,中国人常常抱怨说“管理很复杂”。事实上,组织管理并不复杂,只有人际关系管理才会显得很复杂。换言之,只有当管理摆脱人际关系羁绊后,管理才会开始变得简单起来。中国人其实是将管理一群人,等同于管理一个组织,并且不恰当地将人际关系管理替代了组织管理理论。不客气地说,所谓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教人“混在公司”的理论,它可以令个人在职场如鱼得水,但却完全可能伤害企业组织本身的组织效率。人际关系一旦清澈,“混在公司”就开始失效了。

当然,组织的透明管理或者说制度化管理,确实会牺牲一部分我们非常留念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或情感关系。但是,这并不是所谓管理必须适合国情的借口,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要改变甚至是抛弃的农业时代的旧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谐会令人感到组织温暖,但它却会带来组织效率缺失而惨遭淘汰的危险。过于强调个人对组织的忠诚,甚至连裁员都变得十分艰难。至少,在我个人看来,不能指望在农业时代的生活方式上,构建起一个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新社会。同样,也不能使用中国传统商人创造商业财富的传统,来创建一个伟大的现代企业组织。

四、从私人企业走向公共企业的萌芽

2006年6月5日,九十高龄的台塑集团掌门王永庆宣布辞去台塑公司董事长一职,接任者却并非是其家族成员,而是跟随他多年的老臣李志村。至少,在我个人的印象中,这是中国著名家族企业第一次选择“外人”来做接班人。

无论怎样评价这个管理事件的历史意义都不过分。我们知道,接班人的问题,是中国所有的各类组织共同面临的难题。从历史上来看,一直是采用“内圣外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并不排除它也可能生产出伟大的领导人,但是,它实在是太不确定了,并且充满了个人好恶的随意性。事实上,最高管理者本身往往是企业组织事业最大的绊脚石,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修己安人”等思想,确实在今天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为它强调的是个人权力或魅力对于组织的控制,因此,说它是影响组织公共性的绊脚石,其实一点不过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现代管理,而是个人控制。

从本质上来说,现代企业组织不是私人性的,而是公共性的。从经济学意义来说,它意味着产权是私人性的;从管理学意义来说,私人产权恰好造就了企业管理的公共性,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因此,所谓的现代企业的公共性,意味着组织的两端——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允许自由进出的,它是一个企业组织期望基业长青的制度基础保证。假如不能够有效地解决组织的出口问题,也就是不能够淘汰不合格人员——尤其是如何淘汰不合格的最高管理者本人——组织本身就不可能基业长青。

当然,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虽然一些企业从形式上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但骨子里却依旧是私人性的企业。世界船王包玉刚、电脑大王王安,都曾经是响当当的企业家,而且也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上市公司。但是,他们创建的伟大企业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随着他们个人的辞世或退休而消失了,原因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私人性的企业观念,抵消了现代企业制度应有的价值。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建设企业组织的公共性,既是观念性的,也是制度性的,二者互为影响并相互制约。

五、开始尊重“程序”的管理价值

2006年7月17日,在民生银行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刘永好“意外落选”民生银行董事会。显然,无论其真实内幕如何,最大股东却落选董事会,这是中国企业管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它意味着“(差额)选举制度”开始发挥作用。

事实上,即使是存在着所谓的背后操纵内幕,它依旧证明了制度程序本身的力量,只要这个制度所设置的“程序”存在(哪怕它是装点门面的样子货),最后都有可能导致任何意外的发生。显然,刘永好选择了接受现实——即使是极不情愿地被动接受——也意味着尊重制度程序的选择结果。在此之前,权威常常会因为自尊受到挑战,而选择某种反击、甚至是暴力式的反击。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事件,看作是中国企业尊重制度的开始,它也是制度管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虽然制度完全可能被权谋操纵或利用,但最终成熟的制度管理将让权谋无处遁形。这意味着人们不仅不可忽视制度本身的力量,而且未来个人的权谋管理空间将越来越小。

因此,制度建设的实质就是一系列的程序设置:“举手”是一个程序,“签字”也是一个程序,只要“举手”或“签字”的程序存在,制度就会无需人为干预而自动发挥作用。我们常常为找不到责任人而苦恼抱怨,其实,我们缺乏的不是责任而是程序。只有一个管理者准备拿起笔签字时,他才会意识到“签字”意味着责任,这时,他才会真正感受到管理是责任而不是权力。相反,中国式管理所宣称的“不举手、不签字、不表态”,恰好成为了破坏程序的罪魁祸首,而个人私底下的所谓沟通达成默契,事实上成为了逃避责任的借口。

确实,尊重“程序”的过程,就是一系列良好习惯的培育过程,虽然它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远不如中国式管理那么有人情味,但是,它是一个组织管理的必需。在日本的新干线里,每个服务员进来,毕恭毕敬敬个礼,然后说:“欢迎你顾客”,即使当时车厢里没有一个人,她依旧会这么做,原因无它,只是她们的工作程序而已。至少,我个人十分反感蔑视泰勒的言论,假如没有泰勒为劳动设置一系列的科学程序,那么,劳动效率就不可能被大幅度地提高100倍以上,甚至可以说也就不可能出现流水线生产方式。

六、走出“重商主义”时代的泥潭

2006年8月25日,李嘉诚表示未来捐出的巨额财富,“不会少于我财产的1/3”。此前,他已经捐出了近80亿港币。以李嘉诚约1500亿港元财产计算,基金会将增至480亿港币,这将是全球华人私人基金会中金额最高的一个。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伟大举动,李嘉诚本身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伟大商人,但是,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慈善捐赠并不能证明一个企业的伟大。事实上,慈善不仅与企业管理无关,相反,它是在考验一个社会本身的运行是否成熟,一个普通老百姓捐赠一元钱比企业家捐赠100万元,社会意义反而更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使用“利润”或“慈善”来衡量一个企业组织的贡献价值,也不能将它作为衡量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标准,而是必须回归企业组织本身的贡献意义上来。

事实上,一个伟大的现代企业组织,总是通过伟大的产品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推动整个文明生活的进步。老牌的铁路公司是如此,当今的微软公司更是如此,虽然比尔·盖茨常常被称为世界首富,但我宁愿把他称之为推动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社会性功臣。因为通过他提供的视窗软件,我们才走入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这正是现代企业和传统商业的本质区别:胡雪岩个人创造的丰厚利润富可敌国,但对于当时中国晚清社会却几乎毫无贡献;福特的汽车公司却令美国成为了“坐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为整个美国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在我个人看来,李嘉诚个人是永远令人尊敬的,可他所领导的企业却一点都不令人尊敬。

因为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李嘉诚先生是中国首富,却几乎很少有人能够说出他的企业的产品是什么。显然,他的巨额财富同他企业产品之间,一点都不匹配,虽然他的举动十分符合中国传统的“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的商业精神,但却并不是现代企业组织所应该遵循和倡导的管理原则。它再次验证了一个基本原理:传统商业(利润)改变不了世界,现代企业(产品)才能改变世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宁愿希望李嘉诚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商人,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创造出伟大产品的伟大企业。

七、一个职业化社会的雏形逐渐显现

2006年9月2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新闻:一个主要由非公有制人士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新社会阶层正在形成,其中,自由职业者大约1000万人左右。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自由职业者”。

一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职业化的过程。高度分工带来高度职业化的人才,它意味着人不是单位的,而是职业的,人不再是在单位内的纵向升迁,而是在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横向流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工不足,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职业化不足,使得个人职业生涯的终极目标,不是走向各自的专业职业领域,而是一窝蜂地挤向了“官本位”的独木桥。职业生涯“官本位”的终极取向,再次加剧了整个中国社会分工的不足,以及职业化人才缺乏的缺陷,走入了一条恶性循环之路。

至少,“自由职业者”的称呼能够得到政府认可,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才分类标准,譬如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官与民等基于道德类别的体系瓦解,同时,它也意味着“官本位”的观念开始逐渐松动甚至崩溃。显然,是中国社会走向职业化的信号,也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逐渐形成职业化的社会雏形。今天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常常抱怨下属人员的执行力不强,其实就是受制于整个社会的职业化不强。

今天我们常常说起“农民工”这个词,实质上就是一个农民走向一个工人的过程,而将一个自由散漫的、缺乏合作精神的传统农民,培育成一个遵守纪律的富有合作精神的现代工人,不仅是漫长而艰巨的任务,而且也是中国社会职业化无法回避的过程。从宏观社会意义来说,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兴起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社会从农业时代走向工业时代的过程。西方人经历了三百年,才逐步实现了整个社会的职业化过程。显然,中国社会的职业化过程也不会一蹴而就。

八、政府首次提出管理社会,而不是管理人民

2006年10月18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是中国政府组织第一次提出管理社会,而不是管理人民。

古代的老子提出要遵循“自然秩序”,而孔子却人造了一个“道德秩序”,其实他们都是在追问“社会是什么”或“如何管理社会”。当然,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既不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也不知道应该由谁来管理现代社会。事实上,现代政府组织的职责,就是通过建设各种秩序来管理社会,只有封建专制王朝才会使用刑罚或获得民心方式来控制人民。因此,提出“管理社会”的意义,不仅是回归了现代政府组织的正确职责,而且也是中国社会走向一个良好秩序的现代社会的开端。

以前,中国各级政府组织都是试图直接管理人民,而不是管理社会。事实上,这种“人管人”的管理模式,不仅管不好社会,甚至可能会导致社会失控。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就是网格化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是网格中的一个节点,而划分网格的职责才是现代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责,它是一系列的社会运行秩序,这其中,还必须预留出足够的个体空间。否则,不仅所谓的“以人(个体)为本”是句空话,甚至会导致个体空间不足而集体造反。显然,它在考验一个现代政府组织建设社会秩序的能力。

当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期待的结果,而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却是需要重新定义“政府是什么、政府如何管理社会”等一系列的问题。它不仅仅取决于政府组织管理社会的能力,同时,还取决于政府组织能否发动譬如慈善组织、社区组织、企业组织等其他组织来承担社会功能。事实上,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行,是一系列各类组织的有效运行,就如同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历程一样,假如不是大量工业企业培育起了专业的职业化工人阶层,整个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入工业社会,就成为宣传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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